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研究 ——以宁波实践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已发展成为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市场经济发育最成熟、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走在了共同富裕前列。

宁波经济社会繁荣与社会和谐稳定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体现了民营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独特资源禀赋”，展示了统一战线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板。在新发展阶段，有必要以高起点改革激发民企活力、高精准均衡缩小三大差距、高效能治理优化分配机制，进一步彰显民营经济在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中的新担当和新作为。

民营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描绘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指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普遍过上富裕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生产力提高、丰裕使用价值并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更是生产关系的完善，由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决定成果分享。前者指向效率维度，后者指向公平维度，但两者不可割裂。共同富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取得奇迹的重要内生因素之一，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成要素，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活力源头。

（一）民营经济增长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兼顾性”有利于共同富裕

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前提，收入分配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民营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其所有权、处分权、分配权和收益权高度统一，资源的高效配置，通过不断创新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在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收入分配方面同样拥有较高效率，通过产业分工、要素配置、股权改革、慈善捐赠、帮扶机制等方式，促进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创业机会，实现机会公平，其发展质量和效益直接决定着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时，民营企业对税收的高贡献，在促进平等竞争、促进结构调整、合理调节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产业领域分工与协作、在管理领域的学习与借鉴、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与互补有利于共促社会财富增长。

（二）民营经济激发生产力与激活生产关系的“协调性”有助于共同富裕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与基础，生产关系的改善能够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脱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生产力往往难以持续。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上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和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相伴而生的，还有社会生产关系的持续改善、人民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分配渠道的不断拓宽，这既为推进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

（三）民营经济发展物质与发展精神的“双重性”有益于共同富裕

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与自由发展重要思想的现实体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现实展现。民营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创新机制不断提高物的产量和质量，创造物质财富，丰富人的物质生活，在促进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方面效果显著。同时，培育了一批勤劳创新致富的民营企业家和大批高技能员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使人拥有了更多择业权和生活选择权，在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解决失业和贫困两大社会问题方面功不可没。此外，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与有益贡献，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富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宁波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优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宁波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日渐成为推动宁波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机会，“共同”和“富裕”双维度发力的机制创新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市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宁波民营经济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优势

民营经济是宁波经济的“发动机”、最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和实体经济主阵地。截至2021年一季度，宁波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为109.44万户，占全部市场主体量的96.5%，经济增加值达8078亿元，2020年有44家民营企业上榜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宁波GDP从20.2亿元上升到12409亿元，年均增长16.9%，居全国城市第12位；人均GDP从437元上升到20.4万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8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06元上升到6800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13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连续18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4：1，连续17年呈逐步缩小态势，保持全国领先，居民收入均衡性特征明显。2014年宁波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保体系，实现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0年达1511亿元，居全国城市第11位。地方财政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常年保持在一般公共预算的80％左右，新增财力用于民生类支出的比例达到70%以上。因此，宁波成为城乡居民收入最高、收入差距最小、区域发展最均衡、营商环境和社会秩序最优的城市之一。

（二）宁波民营经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优势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体现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良好的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束缚，激发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的先行先试，给予了宁波经济先发优势，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

1.良好的改革创新基因成为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的内在动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市场化改革与政府制度创新已成为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宁波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质是产权明晰的过程，产权明晰化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实际生产效率；通过企业集聚形成块状经济，就是利用专业分工和高效的市场交易形成规模经济。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催生了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力与内在动力，增强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产权明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灵活的制度安排，使民营企业逐步成为规范化的市场主体。

2.高效的公共治理机制推动了效能优势的充分转化。政府是提供制度变迁的组织协调者和必要制度的供给者，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及效率是制度竞争力的基础。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支撑、企业与政府良性互动推动了宁波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独创外来务工人员“社保新模式”、社会治理地方立法推动社会事业“宁波模式”、解决社会矛盾“宁波解法”、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还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帮助解决企业复工更要复产的供应链之困的“宁波解法”，无不体现宁波地方有为政府的施策能力及治理效能。

（三）宁波民营经济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环境优势

宁波肥沃的创业土壤，孕育了伟大的创业精神，涌现出了一批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宁波帮精神的传承，赋予了新甬商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1.优越的微观经济发展条件，激励了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精神。宁波民营企业在“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引领下，率先以市场经济规则组织生产经营，从家庭作坊、小商品市场，从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起步，到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的民营企业迅猛发展，一个个家庭作坊变成企业，一个个村庄变成城镇，逐步形成了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的内生循环发展体系。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带来的创业创新机遇，在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下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成为必然趋势。

2.勇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营造了良好的帮扶和助弱社会环境。企业家精神决定了民营企业家对市场机制、生产要素、法治诚信、公平竞争、社会责任等认知方式和价值态度。企业家将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植入到企业的价值观中，成为社会价值的促进者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构建者。宁波企业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培育和壮大了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动能。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申洲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马建荣亲自书写致“湖北籍员工书”，承诺疫情期间公司会准时向大家发放工资；雅戈尔、华翔等828家民营企业和74家商会累计捐款捐物价值5.4亿元；舜宇、韵升等上市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等，彰显企业能力与社会责任，创造了共同富裕的意识与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并以慈善公益方式参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实现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正是这些企业家和企业的担当与助力、强大精神力量及行动力，保证了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推进“三大变革”，坚守实体经济与产业协调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1.提升硬核发展力量，推动质量变革。实体经济是支撑共同富裕的根基，民营企业发展着力点在实体经济，要把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继续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在高质量高标准上下更大功夫，以智能化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引入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升级。推动企业和产品优胜劣汰，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打造一批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聚焦主导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着力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区，率先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

2.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效率变革。民营企业的创新和效率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推手，在填平以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忽视的各种低效率洼地基础上，首先要破除制约民营企业效率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实质性开放市场准入，稳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其次，以数字化为驱动，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数字经济，探索数字治理新平台、新机制、新模式。最后，推进民营经济参与科技体制改革，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立足国内重大需求，提高研发投入，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挥创新领军民营企业的带头模范作用，形成自主可控的科技优势，助力效率变革跑出加速度。

3.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动力变革。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软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体系，保护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高水平推动综合改革试验，积极推进民营经济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企业减负长效机制。深入实施人才引进工程，促进人才高效有序流动，发挥好“创二代”“新乡贤”的牵引作用，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动人才提质扩量，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打造高素质人才发展首选地。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激发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二）有效利用“两大市场”，推动国际国内产业链对接融合，构建多层次平台与制度基础

1.依托国内市场，吸引更多优质资源。民营经济立足发挥本土企业的比较优势，在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下，依托国内强大市场，协同推进国外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同时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充分发挥商会和侨界引资引才作用，着力推动“以商招商”，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更多人才留住，不断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2.借助国际市场，打造三大优势平台。充分利用各地区发展优势，沿海地区积极发挥好开放平台、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内陆地区要利用好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时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打造“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共筑中东欧跨境、产业和服务三大优势平台，畅通投资贸易合作通道。加大民营企业产业链招商力度，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推动国际国内产业链对接融合。

3.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实现开放合作共享。民营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以“双嵌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中，融入双循环新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借助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海内外商（协）会作用，联系海内外更广泛的行业和产业，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地位。

（三）聚焦缩小“三大差距”，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完善共享和普惠的保障基础

1.完善帮扶带富机制，缩小地区差距。民营企业要充分发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致富带头人作用。发挥示范效应作用，创造联动效应。同时充分利用海内外民营企业家的牵引作用，推广“新乡贤”的成功经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职责使命。立足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潜力，有序实现区域间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以资源的区域配置、生产要素交换、上下游生态协调等为重点，进而实现一体发展、共同提升。加强对口帮扶，通过政府搭台、企业主导，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引导人才输送、技术转化、产业转移、资本投入，培育壮大当地产业，实现产业共富。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慈善行动，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同时通过制度性的公益慈善安排，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均衡财富分配，逐步缩小两级分化，实现共享发展。

2.积极引导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民营企业作为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主要组织，通过要素配置、产业发展推动农业的升级，并大力发展非农特色产业，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样板；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带动基本公共服务，推动社会保障人口全覆盖；高质量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绿色产业、消费扶贫、农村电商等，改变农村传统致富模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要扎实推进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行动，率先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一是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拓宽居民收入增长渠道，特别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多渠道增加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率稳步提升。二是不断优化税收制度设计，按照“多数有收入者均纳税、低中收入者低税负、高收入者高税负”的原则，促进区域的税收征管一体化，同时提高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的力度与精准性。三是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同时还应有效控制企业社会负担，为企业减负减压。四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防止两级分化，消除分配不公。

（四）打造三大“文化工程”，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铸牢精神根基和文化基础

1.大力推动文化引领工程。坚持文化引领，增强文化自信。一是守牢红色根脉，系统梳理各地区留下的红色印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围，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二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将特色优质文化贯穿生产始终，将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文化创意等因素渗入战略环节，提高产品的文化附加值，进而提高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2.深入完善文化设施工程。一是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切合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投资。二是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注重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建设重点文化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形成村文化中心、农民读书社、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俱乐部、公共图书馆等多层次的基础文化设施网络体系。

3.全面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落实文化帮扶政策，扶持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传承延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活动和慈善活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新中心和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责任编辑 曹原源）